本人在惠州市惠阳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事律师执业多年，办理了多起离婚案件。因为广东外来人口，人员结构复杂，经常工作电话15907520114会接到如何控告另一方重婚罪的(一般为女方要告男方居多)，现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于中国的婚姻信息尚未联网，无法跨省（甚至跨市）查询公司的婚姻状况，导致有些人在二处与人登记结婚。这利情况，我姑且称之同时有二个法律婚。然而，更多的是，行为人有一法律婚，有一个事实婚。本案就是一个实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四十四条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在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里，“有配偶”、“又结婚”和“明知有配偶而结婚”中出现两种颇有争议的婚姻关系：法律婚和事实婚。而对于这两种婚姻关系的界定以及其在重婚罪中的认定至关重要，直接影响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借助此案例，笔者着重论述法律婚和事实婚在重婚罪中的界定和认定，从而展示重婚罪认定的几种形式。
真实案例：被告人杨福与王许英于1987年结为夫妻，1988年1月9日生育儿子杨文龙，1989年8月23日生育女儿杨文凤，1991年9月19日生育儿子杨文辉，1993年10月18日生育女儿杨文婷。2007年起，被告人杨福与钟观燕（在逃）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2007年11月，被告人杨福与钟观燕以产权共有方式购置了廉江市美景花园荔园路南一街11号住宅楼，并在入住时以夫妻名义宴请双方亲友。2008年11月1日，被告人杨福与钟观燕生育女儿杨文恩。
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福犯重婚罪，向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四十四条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被告人杨福犯重婚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10月29日起至2011年3月28日止。）
【裁判理由】
廉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福有配偶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定性和适用法律准确，应予支持。鉴于被告人杨福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建议对其处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适当，本院予以采纳。
【案例注解】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根据重婚罪的定义，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原则，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
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成立婚姻关系；二是没有配偶的人，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四）主观要件
重婚罪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则构成重婚罪。
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复杂，但对于其中某些规范的概念性问题应需要加以说明，特别是法律婚和事实婚两种婚姻关系对重婚罪认定的影响。下面，笔者就重婚罪中两种婚姻关系及其认定进行细述。
（一）对重婚罪中法律婚姻和事实婚姻两种婚姻关系的认识
1、法律婚
法律上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婚姻而构成重婚罪的叫作法律婚，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领取结婚证的重婚。法律重婚以完成结婚登记作为非法婚姻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双方是否同居都无法改变婚姻关系成立的事实。
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以两性的结合为自然条件，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新中国两部《婚姻法》的实施，向国民昭示：结婚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然而，“登记结婚”的要求虽然在广大城市已被自觉接受，但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受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抵抗。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再次重申：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要想结婚，必须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不仅如此，《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以及婚姻的撤消制度。第12条对无效以及可撤消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无效或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说明，婚姻不仅必须具备登记的形式，而且必须符合实质的要件，否则，即使经过登记，婚姻也不一定有效。有效婚姻受法律保护，可以对抗第三人的侵害，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事实上有两类，一是不具备婚姻形式要件的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婚姻”即事实婚，因为其从未得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不需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即无效。二是具备婚姻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婚姻，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之亲属关系的婚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之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等几种情形。尽管这种婚姻曾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是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或人民法院判决才无效，而是从始至终都无效。这种婚姻关系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在婚姻登记机关宣布其无效后，即使当事人继续同居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其关系同样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至于可撤消的婚姻，其效力状况并不复杂。由于这种婚姻除了当事人主张抗辩理由，否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胁迫结婚但没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结婚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消该婚姻，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则其婚姻效力不仅仅终止于被撤消之后，而是自始无效。在此之前，其婚姻关系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如果该婚姻被撤消之后，请求人反悔，仍然与被请求人共同居住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立法对事实婚的态度趋向缓和，但我国《婚姻法》对婚姻的成立，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法律主义。
2、事实婚
虽没有进行登记结婚，但却公开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对这种事实婚，在婚姻法上是不予保护和认可的。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婚姻的出现也是有其一定基础的。而对于事实婚姻，立足于我国现实，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并不是一概否定事实婚姻的效力。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曾经规定；从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1994年2月1日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退后一步，规定：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2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都体现了以下精神：
1986年3月15日以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1986年3月15日以后，1994年2月1日以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1994年2月1日以后，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二）对重婚罪的认定
对重婚罪的认定，也即是重婚罪的客观表现形式，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如前所述，重婚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重婚罪的实质在于发生在后的婚姻行为对前一尚存的合法婚姻关系的侵犯，亦即对国家赋予的配偶权的侵害。那么，与在先的法律婚重合的“婚姻”是否包括事实婚呢？刑法第258条所谓“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中的“重婚”、“结婚”是指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呢？
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那些未依法进行结婚登记的人，在民事法律中得不到承认和保护，但若其为有配偶者则在刑事法律中要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一个有配偶的人，未经结婚登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他在民事上无婚可离，在刑事上则有婚可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根据上述对法律婚和事实婚的界定，《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所有的事实婚都将被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不存在“重婚”的问题。据此，事实婚只有被承认有法律效力时，才被确认为一种婚姻关系，也才谈得上与其它婚姻关系的重合，从而构成重婚罪。若事实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则当事人所谓的“夫妻关系”不但得不到法律的确认，反而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而所谓“重婚”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我国刑法追究体制仍然承认“事实婚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中规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所以，承认事实婚的存在不等于肯定事实婚的效力,“存在”与“肯定效力”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意识范畴，后者属于意志范畴。上述司法解释针对的是两种以“事实婚 ”冲击法律婚，侵犯其配偶的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事实婚不是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并且是严重的非法同居关系，它公开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推而广之，产生于法律婚之后的婚姻，无论是事实婚还是法律婚，在法律上均无效力，均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但其存在，客观上侵犯了在先产生的配偶权益和一夫一妻制，故应以国家暴力予以反击或防卫。
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事实婚，本质上具有非法性，其婚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其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利的法律婚，尽管形式上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属于无效婚姻，本质上也不具有合法性，仍然属于违法行为。这种违法的婚姻行为的实施，不仅必然侵害婚姻当事人之间的配偶权，而且必然侵害作为社会正常细胞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婚姻关系，具有必然的社会危害性。反过来看，当在先的婚姻不具有合法性时，其后的事实婚行为实质上不过是以违法行为对抗违法行为，这种以非对非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属于因性关系的紊乱无序而有伤风化的行为。这种否定当然不能得到国家的肯定，但它本身恰恰肯定了婚姻的形式要件或者说登记程序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未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婚姻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是没有配偶之间的基本权利可言的；究其本质来说，当然是违法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对于这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需要也不应当扩张国家的刑罚权加以惩处。这一结论建立的根本理由就在于刑法所保护的权益没有蕴涵于在先的事实婚姻当中，并且刑法没有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加以罪刑法定化。
因此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结婚证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
而公民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者，或者前后两次持续存在而阶段上有重合的事实婚，均不构成重婚，因为无配偶权之存在，后一婚姻无论是否有效，均不侵犯配偶权，当然也不可能侵犯赋予公民配偶权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
惠阳婚姻律师邱文峰（18948272868）认为，被告人杨福与王许英于1987年结为夫妻，而后2007年起，被告人杨福与钟观燕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中规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杨福与钟观燕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行为，已对原配的法律婚姻造成侵害，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四十四条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作出对被告人杨福犯重婚罪之判决是正确的。
